在理想的状态中，通过村民（或城市棚户区的居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合作，不仅能够实现土地价值的提升，而且有机会惠及各方合作参与者。

一些社会势力为了影响公共当局的决策，求助于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使自己的要求得到这个新论坛的认可。  注释: （作者附言：感谢许小亮博士和张林同学收集整理部分外文资料） [1] Michael Edwards, Civil Society, Polity Press, 2004, Preface, pp.vi-ix. [2] John Ehrenberg, Civil Society: The Critical History of an Idea, New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x-xvi. [3] Stefan-Ludwig Hoffmann, Civil Society: 1750-1914, PalgraveMacmillan, 2006, pp.82-89. [4] Jan Aart Scholte, Global governance, accountability and civilsociety, in Jan Aart Scholte ed., Building Global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andAccountable Global Gover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8-41. [5] Mark Jensen, Civil Society in Liberal Democracy, Routledge, 2011,pp.150-159. [6]据中国知网，文题中含有市民社会的文章共有1479篇。

作为这一时代潮流的一部分的civil society面临同样的问题。[23]这个普遍性的形式所承载的价值显然是主体独立前提下的形式平等，正是自由、平等这两大原则型塑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制度。[19]肖岁寒著，载《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哈贝马斯的上述理论极具创造性，自然也引发了热烈的争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市民社会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

第二次是从1960年代至今，以哈贝马斯、阿拉托、柯亨等为代表。[24]黑格尔说：利已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依赖的制度。进入专题： 私法 个人主义 合作主义 。

在此情况下，只有当搭便车者也按照相应比例追加投入时，积极投入者自身获得的收益才会超过其继续投入的成本，并继续投入。共同体成员之间既可能松散地联系起来，分享诚实信用等稀疏的共性，也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分享情感依赖等浓厚的共性。二是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社会的危险性问题，即政府行为的危险性（高额运行费用、决策失误成本和寻租成本）能否通过一定机制得到合理控制。然而，个人主义随即将社会成员粉饰成近乎彻底的陌生人，认为每个人的主观想法具有随意性，不为其他社会同伴所知晓。

各当事人也因合同行为构成一个共同体。[14] 王利明主编：《民法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0页。

二者都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要从这头走到那头，只有一条路。事实也表明，即便在完全不存在国家立法的社会形态中，即时交易和熟人社会的信用交易是能够自发履行的。（2）社会完全可以不是个人主义私法认识论所描绘的异质陌生世界。但潜在合同交易群体越大，则社会个体之间就越陌生，则违约行为被发现和集体制裁（其它潜在合同交易相对人的不信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个体违约的动力就越来越大。

在这类问题上，个人主义及权利导向型私法学说没有注意到私人交往中的合作面向，未能区分自发合作困难和政府失灵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同理，国家强制执行合同可以在道德伦理之外得到更深刻的解释。个人主义论者在区分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之前就简单地对国家强制力说不，从一开始就否定了政府可能发挥的私人社会组织功能。[27]然而，无论是个人主义论者，还是前述两类怀疑论者，他们大都认为：在三大前提性假说得到满足时（交易当事人理性、市场信息完全、市场竞争充分），不存在强弱对比关系的社会个体能够根据自主理性决策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并随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

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个体]性向、意志、欲望等主观的东西被共同目的这种客观的外在力量严密管束着。智力财产创造由单枪匹马的个人发明时代日益进入合作开发时代。

当一个婚姻共同体破裂时，我们总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悲伤，就像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逝去了一样。但其一方面将个人之间的合作限于自发地合作，认为社会自发形成的结果要优于立法有意追求的变化。

因此，在个人主义所勾勒的私人社会中，私法只要能够对既有私人权利予以有效地静态保护就足以，而无需关注私人社会交往的其它问题。相反，对私人社会生活和组织方式的更细致阅读将为我们提供关于私法哲学认识论的新启示。事实上，只有我们有机会去认识社会同伴的一些主观目的追求，自然就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发现相同或者相似的主观追求，并积极思考能否通过相互合作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共同追求。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会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其不积极参与合作并贡献投入，那么，其他成员不仅会发现其消极行为，而且极有可能引发三项后果： 1.  其他成员也因为部分成员的不作为而选择不作为，最终合作不会发生，其自己也就无法从集体行动中受益，如即时交易。[15] 职业法学家通常不关心私权的合作创造问题。问题在于，新时代的社会个体难以像斯密时代的肉商及其购买者一样，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自发合作。

那么，应当由合同当事人自己去决定未来是否履行合同。这将进一步影响合作的自发形成。

在这一点上，潜在合同当事人构成一超大规模共同体。[1] 在这一以具体私法制度为中心的继受进程中，中国私法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零散地接受了来自两大法系私法学的个人主义哲学认识论（individualism）。

即便是在国家强制力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之后，前述共同合作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发的，而并不依赖于国家立法和强制力。[5]易军：《私人自治与私法品性》，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71-72页。

[40] 江勇：《征补条例实施的影响和对策》，载《中国审判》2011年第10期。但几经意识形态化之后，集体主义就变成了此种单向的世界观，甚至成为了压制个性的代名词。但结果却与个人主义的预设相反，每个人关心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利益并不一定得以增进。除了向私法学展示社会个体间共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前景，合作主义认识论还将引导私法学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个体在共同合作上面临的系统性困难，并就如何应对此种困难提供建议。

当有一个相对公平的土地开发增值分配机制时，村民得以改善居住条件和物质收入，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开发商获得开发利润。如果有人能够思考得再简明一些，哲学就可能再进一步。

同样地，不能忽视公权的运行成本和滥用风险，不能动辄要求政府介入和组织。可以自发地组织小规模合作采集、生产和建筑活动。

相应的，我们也就明确了应对此种障碍的策略，即：对于那些难以自发实现的潜在共同体合作，或者自发合作水平较低的情形，要么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潜在共同体成员参与合作。我们的认识可能不完全，也可能有偏差甚至错误，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完全无法认识。

也就是说，共同体成员之间的自发合作很难理性地将共同体潜在的利益最大化。例如，在同一个小区中，独门独栋业主比单元楼业主具有更大的动力去维护其周边的草坪。从前述意义上，我们能更系统地解释私法中的立法强制现象：立法强制要求所有小区业主按照一定比例向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上缴纳物业费用，用于维护或改善小区公共环境。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天下苍生着想，还不如说他们是在追逐一己私利。

李学尧：《转型社会与道德真空: 司法改革中的法律职业蓝图》，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曾享有不动产征收补偿的单方定价权，出现了大量压低被征收不动产价格、侵害私人财产权的恶性案件。

回到前文提到的旧村改造问题，理性的个人是不会拒绝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然而，作为急就章式的理论选择，个人主义认识论不仅难以对中国现有私法制度作出体系性解释，而且将成为中国私法学在两大法系传统智慧之外构想更有替代方案的绊脚石。

在这些方面，对共同体合作的强调非但不会损害个体之个性，反而会通过合作更好地满足个体主观目的的实现，促进社会个体（个性）与共同体（共性）的协同实现。与其如此，还不如正视私法中的国家强制，并主动思考如何在发挥公权力组织功能的同时将其关在笼子里，从而使其成为引导市民社会生活的另一只手，促进社会个体间的广泛合作与协同发展。